近日，几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来我家小聚，大家一起搜寻对性工作者友善人士的名单。网罗出来将支持性工作者权利当成自己工作方向的寥寥无几，在互联网上偶尔表示支持取得圈子信任的也就60多人。而这个人数的小众也正好是我们坚持关注妓权的动力。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表示，我们不应该在普遍的妇女问题里，忽略性工作者，应该让她们变成普通妇女的一部分。想起在中国推动性*工作者人权的艰难，大家都有感触，进而聊了一个小故事。

香港紫藤的严月莲女士算是妓权捍卫者中一个强大的战斗士。她在大陆的高校多次举办讲座，听说有一次在某个大学讲座进行了三个小时。讲到性*工作者的艰难处境，如被暴力杀害、被警察剥削等等，性工作在某些国家，也是一种工作。学生们都能理解，并对性*工作者表示深深地同情。可到最后互动提问环节时，仍然不少学生在问，“如何能消除这种（丑恶）现象？”甚至有学生问，“是否可以发明一种芯片，置入人脑，让人可以没有欲望？” 听到这里，我们不禁哄然大笑。笑过之后，当然是更加的无奈。这些人对于本能欲望与天赋权利的抗拒，居然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说出来。其实他脑中的芯片已经置入成功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把这枚抵御他人权利与欲望的芯片取出来。

我在互联网上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要消除性*工作者，但他们同时也将苍井空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。如果说，他是因为不能接受“性*交易”带来的肮脏感与耻辱感，那是不正确的。正如在大陆大骂性工作者不道德的人，一样会是嫖客。在中国和性*工作者上床有明显的道德压力，但跟洋女人上床，却有种冒险与追逐时尚的快感。他们会在红灯区拍照，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上了一个外国女人。

性工作者的话题一直是吸引中国人眼球的热门话题。当有媒体发表欧洲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工作图片时，网友评价明显表现出了“普世文明”价值。有人说，那是洋女人的工作，应该尊重，不会骂外国的性工作者是“贱货”与“婊子”。而若媒体发布中国性工作者生存现状图时，迎来的则是一片谩骂，并且集中在对生殖器的攻击。

中国人对于性工作者的评价，会因为她的收入、国籍而发生变化。收入高的性工作者，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成功。人们没有办法歧视一个开着宝马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的性工作者。对于欧洲的“洋性工作者”，也无法歧视。可对越南、泰国、绚甸这些国家的性工作者，态度又不一样。这是一种多么智能的“芯片”啊！它居然也具备某些中国人骨子里的“特色”。你我都懂的。

回顾我们的艰难，我深深明白，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与排斥，不仅仅是个性道德问题，还有富有者对贫困者、强者对弱者、主流对少数群体那种无法自拔的控制欲望与踩踏欲望。